兼职小娇妻
又是一年春来早，我这个“老司机”再一次搭上的快车了。因为年纪“一把”，就得了这么一个绰号。
说多了，自己也飘飘然。于是心态颇为“宽松”地就来到了。可政协会议还没开始，接触到的第一位政协委员就让我汗颜。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的王向朝虽是老政协委员，但却是一位颇具“匠心”的“老司机”，从准备提案到醉心科研，无一不显示出他的细致认真。
他作为政协委员履职已有15年之久，每年都是提案大户，今年他又带来11件提案。“每个提案几页纸，但是背后都有一个厚本本。”王向朝的提案手稿中，标注了大量的引用参考，包括分析数据、引用案例等。为观点精准，他还会对提案内容进行调研走访，绝不会把道听途说的事例和数据写进去。
王向朝还有一个习惯，不论遇到什么让他有所思考的事，都会随手记录。他主持的国家重大专项课题，近期也通过中期检查，科研水平达国际一流。
顿感自己差距巨大。正所谓老骥伏枥，“老”不应被现实所局限、不应被名利所，而当以自己富于经验、知是识非的经历与判断甘当红烛照后人。这才是真正的“老司机”，王向朝如是。而我，新手上，请多关照。
期间，朋友圈被一篇题为《中国2013年就能探火星但专家说的不算》的报道刷了屏。这正是中科院院士、嫦娥系列各型号总指挥叶培建委员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
采访时笔者也在现场。叶培建委员当时就我国航天事业的总体规划等问题说了一些稍显尖锐的话。正如有评论所说，这番话之所以被转发点赞，是因为说出了很多人不愿意、不敢说的实话。此后，记者在会场见到叶委员，跟他打趣：“您不怕得罪人啊。”他正色说道：“我说的都是实话啊，有什么好得罪人的，小组讨论时你也看到了，大家什么话题都说，开不是来的，我们就是要把了解到的情况反映给各主管部门，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中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委员的大会发言《重视国企中遇到的新问题》。他发言中的“不干事的最快活”被很多新做成了标题。
政协委员是来自别的高层次人才，视野开阔，对本行业和领域以及国家重大议题有较深的见解。政协委员的讨论总是直接切中问题要害，尖锐不客气。这些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意见和通过、提案等各种形式反映到相关主管部门，不少问题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得以解决。
几分钟前，常被我叨扰的某委员短信问：稿子通过了吗？想了好久，也不知该如何告诉他，自己已放弃了。
多个委员包括十几位院士的提案，本是颇具新闻点的报道。但多方采访后，发现对于问题中剪不断理还乱的原因，愣是道不清、讲不明。在和逃离的纠缠中，自己“”了此稿。
时间倒回至3月11日凌晨两点半，为完成一篇被领导寄予重望的科学报道，我历经一天真核生物、酵母基因的后，在值班主任反复提问、斟酌和修改后，在白+黑的连轴转中，体力+脑力冲向极限，再次开始怀疑人生：莫非是科学素养太低，没有能力把科学问题直白形象地传递给读者？
成稿后夜已深。我和两个编辑，三个越夜越的“神经质”踩着玉渊潭南的暗影，把歌曲《凌晨两点半》头一句歌词唱到所住的宾馆。我记得，改稿改到半夜两点的编辑毫无怨言、苦乐与共，看到翠微小学门口亮着的钟表指向两点半，还有那扇微弱的灯黑夜时，大家叽叽喳喳地说，我们要记住今晚。
回到宾馆，收到微信说，最后两段有点乱，太急了没改好。或许，不完美依然是常态，对事对人，尽力而为无愧己心便好。在这场拼毅力耐力体力脑力智力的综合较量中，感谢委员们的畅所欲言，让我兑现了“选题经得起晚饭讨论”的承诺。即便有遗憾，所幸季老安慰，不完美才是人生。
身旁座位上，其他记者正和一位少数民族代表侃侃而谈。我有点坐立不安了。四处张望，我等的人还没来。
3月3日上午，我对江苏团驻地进行“地毯式”搜索后，没发现既定目标——原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翟虎渠代表。时近中午，只好悻悻走进电梯，准备“觅食”。电梯里有几位戴着红色胸牌的代表，想必要下楼吃饭。偷瞄了下旁边代表的胸牌——翟虎渠！
“翟院长！我正找您呢！”照片和本人还真是有点不一样。“你是哪个的？”翟代表乐呵呵地探下脑袋，也来瞅挂在我脖子上的证件。说明来意后，他立马爽快答应：“我对你们很熟悉。”
赶紧跟翟代表约定午饭后再来拜访。“好，下午有个会，我们4点在前面大厅见，好不好？”他指了指我现在坐的区域。
4点15分。回忆电梯里的场景，又焦虑又。当时若顺便问一下电话就好了。实在坐不住了。按电梯跑上楼，继续搜索翟代表的房间。摁了几次门铃都没反应。人去哪了呢？快4点半了。怕他到了约定地点，看不到我，又急急跑下楼。左顾右盼。不会真的是会议没结束吧？
沿通道往会议楼跑去，看到几个代表往外走，问了一句，果然是会议刚结束。啊，原来翟代表一直在开会，又有希望了！兴奋地一小跑，回到原地，往会议楼方向张望。很快发现，翟代表也一小跑过来。
“这是谭孝曾，谭派传人。这是画家靳尚谊。这是冯骥才，《珍珠鸟》的作者；快看，京剧名家李胜素来了……”
3月2日，会议中心，委员驻地探营。科技界别的报道席紧挨着文艺界别。我总能轻易地认出旁边那组的“大咖”，给跑文艺口的记者指。可遇着科技口的委员报道，我就不得不一面凑上去看人家别在胸前的委员证，一面飞速百度了。
作为第一次上的“萌新”记者，开始几天，我在会场里茫然四顾，要么听会抓不住重点，好线索白白被放过；要么胡乱凑上去蹭别人的采访；要么逮到了委员问问题，却问不到点子上；还有一半时间，都在为自己准备的选题找不到合适的委员来说而满心焦虑。
“你文笔挺好，可问的问题有点大，是不是平时不太关注这方面？”好脾气的东风汽车公司高级工程师马力委员耐心地给我普及了一些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常识，说的话却让我脸上有点发烧。
每位委员都是一座新闻“富矿”，有积淀、有准备的人才能成功开掘出“宝藏”。十天下来，我逐渐心里有了“小账本”。临场抓选题方面就后劲不足了。总结得失，我这个“文科脑”还得多下功夫，了解的面要宽，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得钻，才能在采访委员的时候接得上话。如果有下一次，我要像熟悉文艺界“大咖”一样，对科技界委员也能如数家珍。
夜里，和已经完成报道任务的政协小伙伴们商量好，要去附近的火锅店庆祝一下。我先愉快地向小伙伴们告别：我回去换身宽松的衣服啊，等我哟！
不料，这一换就没能出得了。因为，在开会的部门主任们传来领导最新——你的专栏已经空了一天，今天必须写！
对，承蒙厚爱，我奢侈地得到一个“盖伦跑”的专栏。专栏故事也是颇多。比如叫什么名字就很费思量。一开始，有人将我定义为“90后萌妹子”，然后对我的描述又改成了“网红记者”。作为“过气网红”，我只有接受组织安排，组织叫我啥，我就是啥。
开始领导说，要是实在无事可写，可以停一停。但真到要停的时候，就“龙颜大怒”——怎么能停？人家参加的“厅长日记”都天天更新呢，你有厅长忙吗？
可手机里，火锅现场的一张张照片传了过来。羊肉、生菜、鸭血们纷纷把自己涮成了最美好的样子，沾着红油，带着辣椒，争先恐后。我默默泡了碗从顺回来的方便面，写下了专栏的最后一篇：《您好 谢谢 再见》。
接到“园区‘同质化’”选题时，我充满想当然，尚未采访逻辑链条已成型：如果各地不同园区在功能定位、产业方向、政策设计上相近甚至雷同，那绝对会陷入“重复投资—产能过剩—低价厮杀—关门歇业”的怪圈。
这个想法直到遇到两个“对口”的人：做过县委、搞过园区建设的贵州科技厅长廖飞和西南交大科技园副总康凯宁。他们用事实和道理告诉我，你原先的逻辑不对。
这是个浮躁的时代，热点产业引来一涌而上，发展受挫后的冷嘲热讽，你追我赶中的初心迷失，谁还问：我有什么？比较优势在哪里？缺什么？如何？
会场上，那些经历大风大浪的“过来人”说：所谓“过热”，只是行业在“暖场”，最终为迎接在拼杀中胜出的强者；所谓失败，只是出局者的“学费”，是生态系统中的必要一环。不论同质化，还是泡沫化，都是通向成功的必经阶段，这是规律。
我总结出来：所谓上会，是一个求真、求证的探索过程，去糟粕留精华。这些，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对事物的潮起潮落，我不能急于盖棺，而是寻找，保持耐心和定力。
4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为抢个好，我早早便来到排队。一位外媒记者引起我的注意。他背包上有Logo——国际汉语学院，名牌——穆罕默德·阿萨迪，巴基斯坦新闻社。我拿出自己的名片，说“I am the journalist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他先是一愣，然后一笑，对身旁的随从人员问起我的情况。中方工作人员一步走到跟前，拿起我的名片，仔细看了一会。
了解我的来意后，阿萨迪便滔滔不绝。今年春节他来到了，那时只会说“春节好”。“但我现在可以用中文问、买东西，要把中文学好，后年要去参加HSK（汉语水平考试）。”
“中国记者怎么报道？你们从哪里得知的信息？”秀完中文，阿萨迪开始好奇中国的报道方式。他问我：“巴基斯坦很关心一带一，你们关心什么？”我回问：“哪些中国科技企业在巴基斯坦最受欢迎？”于是，我们开始了“互访”环节，一问一答。我把话题引到了科技，没想到阿萨迪竟然很感兴趣，小米、华为在巴基斯坦的故事一个接一个。
“您在青藏高原取的冰芯里能看到雾霾吗？”同行提了最后一个问题。姚院士回答可以看到，然后……然后采访就结束了。什么情况？这是多令人感兴趣的线索！我跟上去追问，“姚院士您还记得我吗？科技日报记者……”还没说完，他已说出我的名字。青藏冰芯，话题“高冷”，但整个采访过程就像在聊天，我总能问到点上，他也总能通俗地“科普”一遍我就明白。所以，晚上回写稿时也是一气呵成，爽哉妙哉！
后来，揪住姚院士关于基础研究的一点看法，我又采访了他两次。闲聊间，他说他爱，所以研究冰川，“我看你也喜欢吧？”我恍然大悟，我确实对青藏高原情有独钟，所以我偏爱采访他，而且谈专业问题时也没啥障碍。
回忆一下，第一年采访姚院士时他和冰川一样“高冷”，我说我预约过他，他拿出手机翻通话记录和短信确认后，我得以写下职业生涯第一篇关于青藏高原的稿子；第二年他负责小组召集工作一直很忙，无奈我只得抓住小组发言的机会，把他“‘一带一’建设离不开科技支撑”的观点写出来；第三年，我彻底成为这位冰川科学家的“铁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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