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76岁的章先生说，他一生只做两件事，一是研究他的祖父章太炎，二是研究，“我的作品不算宏富，也不乏褒贬，但都认认真真完成，没有阿谀奉承与说话。”
他说，每年老朋友、地区前外事部门负责人钱復先生都会从对岸给他寄全家福照片，“这三十年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回交道”。如今钱復先生早已退出舞台，而工作55年的章先生也打算走下工作舞台，享受天天都是星期天的乐趣。
这或许是他这次破例接受采访的原因。由于对台研究的特殊性，章先生之前很少出现在上。即便如此，他也有言在先，“秘密一桩我也不能讲，我讲的只是这三十年的体会。”
章念驰：汪老从上海市长退下来后，中央把重任交给他。他说，作为海峡协会负责人，不能在上海成立一个工作机构，所以就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协助他。我不是他的秘书，算是助手，配合他工作。
章念驰：首先汪老有同理心。他爱、爱。我们要理解近代以来受到的委屈，他们很多观念是经历的产物。你是在跟讲统一，不是在跟敌人讲统一。很多来的朋友愿意找汪老诉说，只要有精力他都会倾听。
第二是格局大，看得到现实情况与国际格局。美国是解决问题的最大障碍，汪老很重视做美国工作，要让美国理解，问题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在别的方面可以合作，但在问题上必须承认“一个中国”。
第三，汪老认为，统一就是共同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它跟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一致。
章念驰：问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一个必然会解决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方面不应该“被解决”，他们也是过程的参与者。
章念驰：二老（汪道涵与辜振甫先生）一举手一投足一句话都体现出中国文化，他们品茶、谈京剧、说餐饮、讲书籍版本，哪个脱离“一个中国”？他们之间会互送礼物，最多的是什么？笔筒。什么意思？中国必（笔）然统（筒）一，大家心照不宣。
章念驰：当然。但汪老注定是去不了的，如果去了就是历史的意外。因为与都变了，我想，凭汪老的言行与人格会让感到祖国魅力，让那些搞“”的人无处遁形。那你说“”怎么能让他来呢？
章念驰：蒋经国当然知道，两岸交流，最终会达到统一。他了历史的潮流，但这不是他一家之功。我想，如果没有的政策，他也不可能走这条。
从此，突破了彼此互不往来。我们用20年实现了两岸“三通（通邮、通航、通商）”，经济往来通了，人员交流通了，现在两岸货币都可以兑换了，这些通了以后的变化是谁都挡不住的，现在谁再反对“三通”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对于这30年，认为了“化”和“本土化”的进程，认为有了交流与往来，两岸统一就有希望，但大家都认同这30年非常重要。
章念驰：“化”与“本土化”本身是没有原罪的，但在变样了。的“化”看起来很爽，但它到后来没有了控制，变成民粹了，变成了一部分人的极端主义对另一部分人的。
同样，“本土化”变成了“爱台”与“卖台”之争，变成新的。这种“化”与“本土化”是走不下去的，最后会自己葬送自己的道。
章念驰：两岸的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不同，目前还面临着统一与被统一的问题。现在还在“本土化”的阶段，两岸存在着民间对立，消除这种对立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种对立与当年的“匪来匪去”，一个亲戚在对岸，一家人受，是完全不同的。
章念驰：李光耀生前写了本书叫《观天下》，关注了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中东，甚至还关注了地区小国。与新加坡关系那么好，却没有这个章节。这说明，的未来除了统一之外，没有其他出。现在“”搞的那么多“去中国化”动作，不会改变命运，只是让统一的那天增加更多的痛苦。大概所有站得高、看得远的人都能懂这一点。
最近，一位来的报业大佬跟我说，一些创党元老感慨，当年设计的发展线图，宣传什么、主张什么、目标什么，差不多现在都实现了，但一点没实现，就是“”。因为他们就没有想到一件事，就是中国能如此迅速地崛起，而崛起中的，是无法逾越的大山。
这就说明，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多么的重要。当你的工资只是人家几十分之一的时候，怎么谈统一？今天你变好了，来的学生都不愿意走了，要留在这里就业，这就是契机了。
章念驰：最早研究的学者多是搞历史出身，因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那时，我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中国近代史。1984年，市里面筹办上海对台工作展览会，安排我负责“的历史与现状”的文字稿。当时，我对岛内情况茫无所知，只好花几个月时间查阅资料，这让我比别人多了解一些情况。
章念驰：1988年，上海成立首个对台交流团体“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当时还没有国台办与上海市台办。促进会带头人有王元化、乔林、李储文和汪道涵等，上海十年代学界精英大都参与其中。大概是因为我搞历史的，家里又与有联系，就安排我当促进会秘书长，正式参与研究。
1995年，上海研究所成立。时任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指定华东政院的曹建明任所长。因为汪老认为，说到底还是一个法律关系，每朝前迈一步，就是法律关系朝前走一步。这种意识非常超前，如今（海协会与海基会）已经达成23个协议，把牢牢锁定下来。
之后，考虑到不只是两岸的关系，还要放到港澳台“一个中国”历史现状中去看，放到东亚与国际空间中研究，我们成立了民间智库——上海东亚研究所，直到现在我还是法人代表兼所长。
章念驰：1995年，我第一次去。上海直飞台北只要1个多小时，但因为人为藩篱，要先转机，先后颠沛14个小时。当时不像现在，我们是仰着头看的，它是亚洲四小龙中最强的一条，人均收入是我们的二三十倍。当时，研究问题的还叫“匪情”研究，大家充满对立，认为对方生活在“”中。
那时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老百姓的声音已经很大了，我们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只是，更多是。我们当时对这一点理解还不够，交流的好处就是能纠正认知的差异与盲点。实地走访有利于我搞学术研究。
章念驰：是一座巨大的结构。它的最底层是交流往来关系，是建立共同体的经济关系，再上层是关系，通过对话谈判来达成协议。塔尖就是设计，规范两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同样，研究是一个大三角。最基础的是情况研究，就是把情况梳理清楚。第二层是政策研究，分析政策的好坏与对错。第三层是理论研究，也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研究，这是极少数人在做的事情。
章念驰：现在是体制外。我大半生在体制内度过，1997年我开始担任民间学术机构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
我希望充分发挥民间的活力与空间，摆脱上级、领导意志、办事，做到客观判断、科学分析、积极建言。运用体制外的思维来补充体制内的不足，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但这不是另立山头、更不是搞对立，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祖国和平统一做贡献。
汪老曾对我说过，走下人生工作舞台是最困难的，尤其要漂亮地甩甩水袖、体面走下舞台更难。回首这二十年，我感到努力与付出是值得的，我做了件实事，我也深深感谢与我一起工作的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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