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深谙孙子兵法的，当时采用的大概是“虚张声势”一计吧。
这次会议是否存在泄密问题不在本文考察之内，但实际上即使没有泄密问题，第二次庐山会议在当时也是不会进行报道、发表公报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是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它与第一次和第三次庐山会议的性质不同。第一次庐山会议先开的是局扩大会议，紧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而第三次庐山会议即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对党的中央全会公开报道是中国的一贯做法，因此，《》曾分别对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进行了报道，发表了会议公报。但按照当时中央的开会惯例，中央工作会议一般不公开报道。如1962年初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会）就不对外宣传，会议情况没有及时（或即时）通过《》等公开报道。会议情况是在后来的有关报道中透露出来的，会上的讲线日《》才公开发表。所以，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不被公开报道是正常的。
首先，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通过的《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人们还是知道的。曾回忆：《高教六十条》发出后，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也普遍表示欢迎和，认为这个文件基本上总结了教育的经验，并且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称得起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的校长认为，执行这个条例就能够“贯彻政策、明确职责、稳定秩序、加强教学、提高质量”。有的学生说：“看到人民六十条以后，就盼望高等学校也定出一个六十条来，现在果然盼到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97698页。1962年3月，在《论知识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制定“高等教育六十条、工矿企业七十条”，他在二届三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也提到了“高教六十条”。参见《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375页。1967年6月5日，被张春桥、姚文元等所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展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评〈工业七十条〉》的长文。此后，该报又连续发表4篇文章。
其次，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本身，也曾有公开披露。“”后，在“”的过程中，就有人提到了这次会议。例如，1977年11月23日《》发表何东昌的《“”为什么高教六十条？》一文，其中指出：“高教六十条就是根据毛的这一制定的，并在毛亲自主持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讨论，最后在中央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由中央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试行。”再如，1980年1月9日《》发表马洪等人写的《纪念李富春同志》的文章指出：1961年7月间，同志亲自主持处会议，作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并且逐章、逐节作了修改，最后归纳为七十条，提交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见，第二次庐山会议还是为所知的。
还有文章指出：当时担任中央总的，在会议前和李富春、等主持、审查、讨论、修改定稿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高教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使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在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为加快工业向调整方面的转移，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工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时过几年，开始了“”，等受到。对庐山工作会议不作披露，是、“”为了等的伟大功绩，以达到的目的。
这一观点把不公开报道第二次庐山会议的责任推到、“”集团头上，缺乏力。客观地讲，第二次庐山会议是否被公开报道，与、“”集团没有直接关系。首先，如上所述，这次会议当时是不会公开报道的，既然不公开报道，不能要求等上几年到“”爆发后由、“”集团来承担披露责任；其次，对、“”集团来说，披露第二次庐山会议与否不影响他们、、的目的，不能奢望他们将第二次庐山会议及会议通过文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详细的说明。事实上，如所述：在“”中，《工业七十条》“更被、诬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668页。
由此可见，、“”集团并没有“的功绩”，他们的手法，越是有功绩的地方，正是他们要肆意的地方；再者，的伟大，绝不仅系于第二次庐山会议这一次会议，说、“”集团在这一次会议上做文章，有以偏概全之嫌。更何况，当时、“”集团更愿意把这些东西放在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名义下进行。
综上所述，不能因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三次会议，就将其放在同一评价标准上，特别是从角度上去衡量。
第一次庐山会议与第三次庐山会议都是影响党和国家发展大势的重大事件，由此成为了党史研究中的热点、焦点。相较而言，第二次庐山会议虽然讨论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重要文件，但严格说来，这些文件的通过，只是通过这次会议履行一个程序。因为在此之前，对于这几个文件，、等人已经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形成了基本成型的内容。由于前期工作得力，才使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在会议上得以通过，也使得第二次庐山会议成为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次普通的会议，所以在党史研究中对这次会议的研究和关注比较少，也就属于研究中的正常现象。（《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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